针对成年民众的成人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清末时称为“民众教育”，以简易识字学塾的形式开展基本的识字教育。义乌本地乡贤在咸丰年间编写的方言读本《谷米豆麦》作为基本教材流行于当地各类学塾，也成为农民识字的速成教材，这是义乌地方教育的一大创举，也是清末义乌民众教育的重要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成人教育被称为“社会教育”，其目的也是以扫盲识字为主，兼民风、公德、抗战宣传等作用。民国初期，浙江对社会教育一直较为重视。在新式学堂陆续兴办的同时，以失学民众为主要对象，提高国民素质为主要目的，通过民众学校、宣讲所、识字班、图书馆、教育馆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社会教育的教材一般选用《民众读本》、《识字课本》、《民众千字课本》等，各地还采用小先生施教团、民众识字牌、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等多种形式实施识字教育。社会教育不但大大提高了民众的识字能力，也对广大民众的文化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义乌的地方教育行政对社会教育的管理非常重视，先后有宣讲所（兼）、县民众教育馆（兼）、县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县流动施教团（兼）、强迫入学委员会、县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等机构进行社会教育的推广和管理。
1913年，为“开通民智”，义乌成立宣讲所，宣传新思想、新事物，改良社会风尚，吸引了各阶层市民去听讲，广受民众欢迎。当时城区及4乡共设立5个宣讲所。每所设宣讲员1人，由城镇总董、乡董聘任宣讲员，专事宣讲事宜。宣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国民修身、经济概要、现行法令、公民常识、科学知识等等，受到广大民众极大的欢迎。
1917年，浙江省教育厅把社会教育列入第二科掌管。自此，社会教育正式归入地方教育行政管理。
1927年，义乌将县立图书馆、公众运动场、讲演所合并，成立县民众教育馆，馆址设在稠城湖清门外，隶属于教育局管理，内设阅览、讲演、推广三个部，主管社会教育事宜，还附设有民众学校、民众问字代笔处。
1928年，中共党员吴溶品在中共义乌县委所在地前洪聚英小学开办平民夜校，识字扫盲，学习文化。
1929年，义乌县“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成立，由县长任主席。次年，在全县范围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组织讲演、张贴标语、画报、壁报等多种方式展开社会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宣传发动，全县设有识字牌112块，民众问字代笔处206处，建民众学校35所，成人、妇女识字班共199个，学员总计1129人。
1930年至1932年间，倍磊、吴店、柳村也先后设立县民众教育馆。1931年，义乌县政府确定3月22日至28日为识字运动宣传周，宣传民众教育意义，推广民众教育方法，增设民众学校，并采用强迫、利诱、劝导、感化等措施，收受不识字的民众上学。这一年，各中小学兼办民众学校57所。1932年，县立初级中学开办民众学校，设4个班，有学员76人。这一年，全县共有民众学校64所，学员1899人，教员达172人。
1934年，县政府为推广民众教育，又分别在城区、廿三里、佛堂、上溪、苏溪设置县立第一、二、三、四、五区中心民众学校。
抗战爆发后，因为义乌还处于后方，社会教育并未因战乱而削弱。1938年，县政府奉令制定《义乌县战时民众学校办法》，规定“县立初中及各中心小学与社教机关，必须兼办战时民众学校，完全小学及两年级以上初小，无特殊困难，均须兼办战时民众学校。”至1938年底，除义乌中学等15所战时民众学校外，还有县立80所，学员3880多人；县党部举办30所，学员千余人，政工队领导热心青年举办22所，学员约千人，合计全县接受社会教育达6630余人。这些学校的设立，对扫除文盲，宣传抗战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