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的旧制教育在历代的演变过程中，与大多数教育渊源深远的地方一样，既有官办的县学，也有各类私学，如书院、学塾等，也有亦官亦民的社学。县学以传播儒学为主，学规严苛，注重考试，主要为科举服务。明、清时期的县学，实际上就是科举考试的准备机关。书院又称精舍、书舍等，原为藏书和修书的场所。唐末五代后成为名师宿儒讲经授徒之地。明代后，书院的功能出现了分化，少部分依然是学者治学的场所，大部分则演化为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的机构。总体来说，书院的学术思想较为自由，也为义乌培养了一批经学大师和名臣。学塾又称私塾、蒙馆等，是古代对学龄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也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形式，遍及义乌城乡。学塾按设立的主体又有家塾、族塾、村塾、学馆、义塾等等之分。社学起始于元代，兴盛于明清。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令各路劝农立社，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故称社学。所以，社学是广泛开设于城乡的地方学校。社学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
义乌的官学（县学）始自北魏时期，明万历的《义乌县志》就有“县故有学，肇自元魏”的记载。唐末五代时县官学曾被废弃，至宋庆历年间又得以恢复，此后一直延续不断。元代时，义乌属婺州路，各县均有县学，并在县学中设立蒙古字学，以推行蒙古文字。宋元以来的地方官学在建制上已较为稳定，在教育管理上也渐成体系，一般县学设立教谕和训导作为学官，以主持县学学务。为确保地方官学的经费，自宋代开始就建立了学田制度，义乌历代县学大多通过官府从赋税收入中拨付部分银两和廪米及置学田两个渠道还解决办学经费。县学的教学内容则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并十分注重考试。义乌的地方官办县学自北魏时期建立以来，历经1500多年，在历任地方官员的主持下一直得以延续，其间虽因种种原因多有停顿或倾颓，但在历朝历代的当政者的努力下，其发展脉络始终未断，而且逐步得到了发展壮大，直至近代。
与浙江其他地方一样，书院对义乌古代教育思想的演变和人才培养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义乌的书院始自宋代，多为自主办学，没有固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只招收上过经馆或科举落第的学生。书院的主持多为义乌当地的名师或因故辞官回乡的官吏。如徐侨罢官回乡后创办了东岩书舍从事讲学活动。书院讲学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也兼学史书诗文。元代开始，书院的教育趋于官学化。
南宋是义乌书院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著名的有东岩书舍、滴珠书院、讲岩书院、石门书院、龙华书院、龟山书院等。元代进入停滞期，原本宋时林立的书院多数因种种原因而停办，新建的书院也不多，仅有五云书院、华川书舍、景德书院等。至明代，义乌书院进入第二个繁荣期，书院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书院设置的目的也出现了分化，少部分是学人讲学场所，属于“研究型”的，这类书院依学人的生死而存废；多数则为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较具名望的有杜门书院、釜山书院、齐山精舍、钟山书院、纯吾书院、绣湖书院、葛仙书院、石楼书院等。清代的书院在设置目的和管理上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主要为举业而设，属于“教学型”的，名为书院，很多时候与社学、义学，甚至学塾也难以区别。清代的书院常采用官学的方式来管理学生、开展教学和考试。清代较具名声的书院有紫阳书院、淑芳书院、延陵书院、伯寅书院等。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堂兴起，书院也自然走向末路。
义乌的学塾教育则发端更早，数量更多，存续时间更久。在古代，义乌虽然农业经济落后，办学艰难，但历朝历代捐资兴学、助学者甚多。除了关于义乌教育最早的记载，南齐时娄幼瑜聚徒教授，为临川王映所叹赏外，之后历朝历代一直都有众多办学者。南宋有喻葆光之妻黄净德氏开设家塾延师教子，有“剪发延师”，五子皆以文显之美谈。元朝季舍孙绝志进取，构书舍，与弟侄讲学咏诗以自适，设义塾，延师教乡族子弟。明朝有龚寿“笃信义，开义塾，训后学，以实践勉人，学者称为华川先生”；龚钊“建祠堂，葺宗谱，立书院，著家规”；崇祯年间华溪里人虞奕艺，隐居武岩，课子授徒，学者从之。清代有南宋名儒何基后裔自金华后溪迁徙于义乌爱溪，于何氏家庙西侧空地上创建西园书屋，等等。
学塾没有严谨的教学制度，规模、学生程度、修学时间等都差异很大。学塾读书注重熟读和背诵，老师极少讲解。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部分学塾先后改为小学堂，但由于义乌学堂数量不多，师资不足，不能满足学生上学的要求，因此私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与学堂并存。
此外，自元代始兴的以地方官府出资办学为主的社学也在义乌兴盛，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教育力量，如崇祯年间由当时的义乌知县熊人霖正式确立的义乌九大社学，号称“龙门大社”，名闻乡里。义乌乡贤自行编写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乡土方言教材在清朝咸丰年间风行一时，成为当时义乌及周边地区供社学普及民众教育之用的重要识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