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 / 3）

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伏于晋阳宫城东门之左以自备。甲子旦，命晋阳县令刘文静异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辞告高君雅、王威等与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系狱。丙寅，而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入自罗郭北门，取东门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备诸门，并令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众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与志节府鹰扬郎将杨毛等，潜往北门隐处设伏。诫之：“待突厥过尽，抄其马群，拟充军用。”然突厥多，帝登宫城东南楼望之，旦及日中，骑尘不止。康达所部，并是骁锐，勇于抄劫。日可食时，谓贼过尽，出抄其马。突厥前后夹击，埃尘涨天，逼临汾河。康达等无所出力，并坠汾而死，唯杨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脱。城内兵数无几，已丧千人。军民见此势，私有危惧，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欢甚于常，顾谓官僚曰：“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孤荷文皇殊宠，思报厚恩，欲与诸贤立功王室。适欲起兵，威、雅沮众，深相猜忌，密构异谋，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岂谓系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为孤罚罪，非天意也，何従而至天既为孤遣来，还应为孤令去。

彼若不去，当为诸军遣之，无为虑也。”帝以见兵未多，又失康达之辈，战则众寡非敌，缓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要。晓令他道而入，若有援来。仍诫出城将士，遥见突厥，则速据险，勿与共战。若知其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还，使之莫测。尔后再宿，突厥达官自相谓曰：“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住取死。”己亥夜，潜遁。明旦，城外觇入驰报，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贺，帝曰：“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去自来，岂非天所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须同我。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従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带笑而谓请者曰：“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塞外群胡，何比拟凡庸之一耳。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乃遣使者驰驿送启。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异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门，人马甚众，我辈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还也。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従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従。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従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使人往还，不愈七日。使至，前日所贺官僚，舞蹈称庆。帝开书叹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须尽节。主忧臣辱，当未立功，欲举义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长恶无君，可谓阶乱之人，非复尊隋之事。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従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従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従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従突厥，我亦不能従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帝作色曰：“公等并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劝孤，臣节安在“裴寂等对曰：“傥使伊、吕得尽诚于桀、纣，即不为汤、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节。且今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若更迟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师古，鲜能克成。诸贤宜更三思，以谋其次。”